第三章 民国二十二年（1933）

子回南方娘家去了，把他一个人暂时留在了北京（平）。一天早晨他几乎是哭着赶到梁家，来寻求徽因的安慰。

    他告诉她，他每天都给妻子写信，把他的感觉、情绪和想法告诉她。接着他就拿出他刚刚收到的妻子来信给她看，就是这封信造成了他的痛苦。他写给妻子一封长信，坦白地表明出他对北京一位年轻女作家的爱慕和关心，其中一句伤心的话引起了他妻子读信时的忌恨。他在徽因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不能想象，这种感觉同他对妻子的爱情有什么冲突。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人时，他就这么做了，怎么可能不写信告诉妻子呢？

    他可以爱这么多的人和事，他就是那样的人嘛。

    林徽因是个绝顶聪明的才女，她以智慧、关爱、宽容和理智，将沈从文与自己的关系始终维持在友谊层面。她甚至对有时沉湎于婚外之恋的沈从文，给予理性的建议。

    沈从文在情感理智上虽一直留在妻子身边，但有时会“横溢”，有些优柔寡断。

    1935年，沈从文被美丽的小说家高青子吸引，处于矛盾中的沈从文向林徽因倾诉。次年2月27日，林徽因致信沈从文，曰：

    接到你的信，理智上，我固然同情你所告诉我你的苦痛（情绪的紧张），在情感上我却很羡慕你那么积极那么热烈那么丰富的情绪，至少此刻同我比，我的显然萧条颓废消极无用。你的是在情感的尖锐上奔进……你希望捉住理性的自己，或许找个聪明的人帮你整理一下你的苦恼或是“横溢的情感”，设法把它安排妥帖一点，你竟找到我来，我懂得的，我也经常被同种的纠纷弄得左不是右不是，生活掀在波涛里盲目地同危险周旋，累得我既为旁人焦灼，又为自己操心，又同情于自己又很不愿意宽恕放任自己……

    林徽因的这封信不是说教和指导，而是袒露自己的灵魂，去撞击朋友的灵魂，而且像沈从文一样，她也坦白地承认自己也常常“被同种的纠纷”缠绕，但她“不愿意宽恕放任自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受到郭沫若等人的批判和老朋友丁玲的遗弃。他想到过自杀，林徽因一家把他接到北总布胡同三号，让他在那里居住疗养。

    1933年深秋时节，林徽因邀请萧乾、沈从文到“太太的客厅”喝茶。

    前不久，她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读到了萧乾写的小说《蚕》，很感兴趣，又得知是位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写的，就给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沈从文写信，希望他带萧乾来家里坐坐。沈从文又写信给萧，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请你到她家吃茶。

    沈从文带领萧乾来到北总布胡同三号。该四合院对面为五四运动时火烧的赵家楼，不远处的东堂子胡同有蔡元培、朱启钤故居。当时沈从文住在无量大人胡同，与林徽因家不远。

    路上，沈从文说林徽因患肺病，身体很虚弱。但沈从文敲开三号院大门时，让萧乾一怔。只见女主人嫣然一笑，清丽而端庄，窈窕的身上穿一套淡咖啡色骑马装，兴奋又快活。女主人客气地引他们入书房、客厅，介绍了自己刚从正定考察归来的丈夫梁思成，还有萧乾认识的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

    “喝茶，越随便越好。”萧乾从女主人手里接过茶杯，边喝边打量客厅，七层的书架上，满满挤着线装书和硬皮西洋原装书。挂在墙上的是“读书随处净土，开户即是深山”的书法条幅，前面的条案上，有一尊古代残破石佛雕和几件清康乾时的青花瓷器。客厅摆着多把海黄圈椅和几件沙发。这就是京城著名的文化沙龙“太太的客厅”。太太者，自然是林徽因，单看那沙发靠背上的绣花巾和靠垫，精致素雅的茶具和咖啡壶杯，便知女主人的高雅美学品位。

    谈话时，林徽因说他看了《蚕》很喜欢，小说的语言和色彩，很有些唯美主义味道。又说，自己在香山养病时，写过一篇叫“窘”的小说，就没有你这样的色彩。艺术不仅要从生活中得到灵性，得到感情深度，还得到灵魂的平静和骚动。艺术本身的完美在它的内部，而不在它的表面。

    林徽因说着说着，突然打住，忙再给萧乾倒茶。只见沈从文、梁思成、金岳霖或喝茶或吸烟斗，就有些窘迫地问：“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

    梁思成吐了口烟，笑着对也在笑的沈从文和金岳霖说：“你不到大学去当教授，屈才了。”

    萧乾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中这样记载了他这次与林的会见：她“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先生也只坐在沙发边吧嗒着烟斗”。

    这次会见，萧乾与林徽因成了好朋友。后萧调到上海，同时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每次搞笔谈，他都请林参加。一年，萧借《大公报》创刊十周年之际，举办纪念活动，请林编《大公报·小说选》，她慨然答应。她认真阅读编选，老舍、张天翼、蹇先艾等名家和一些年轻人的小说共收入三十篇，还为此选集写了“题记”，批评一些作家“撇开自己熟悉的生活不写”，号召应“更有个性，更真诚地来刻画这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

    同年，林徽因向良友公司出版的《短篇佳作集》推荐萧乾的《矮檐》。后来，萧乾成为“京派”的重要小说家和全国著名记者，与林徽因多年热情的重视提携很有关系。萧乾说，“徽因是极重友情的，关于我在东方学院教什么，在剑桥学什么，在西欧战场上的经历”，她都很关心。他们间的友谊伴随了他们的一生。林徽因逝世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时有《林徽因》一集。还在世的萧乾以《一代才女林徽因》代该书之序。

    林徽因闻名于中国现代文坛，除了她的美丽、善良，其文学作品为她赢得更高的荣誉。

    林徽因诗歌成就最大，散文和戏剧也多才作。她虽动笔不多，甚或吝啬，但天赋和中西合璧的学养，加上特有的高雅艺术气质，让但凡落入文字的作品，皆成精品。

    1934年年初，林徽因、叶公超、闻一多、沈从文等组建了“学文社”。5月，《学文》月刊在清华大学创办。林徽因为该刊设计了封面，借鉴了汉代碑刻图案，古朴典雅。创刊号上，发表了她的诗歌《你是人间四月天》和小说《九十九度中》，引起文坛关注。时为清华的学生季羡林读过《九十九度中》后，感慨道：“另有一种风格，文字像春天的落花。”

    《九十九度中》写的是她极熟悉的暑天北京胡同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小说从一家饭庄的挑担进入胡同一家富人的宅第开始，随所见所闻，引出各色人物和各种故事。看似无结构无情节，下笔过于散漫，这些片断连缀起来，却构成人生百态。笔墨间，有对这芸芸众生的同情与悲悯。林徽因小说的开放性及对平凡世界、平凡人物、平凡生活、平凡命运的关注，拓展了“京派”小说的视野。

    1935年，林徽因在《大公报·文艺副刊》陆续发表《钟绿》《吉公》《文珍》和《绣绣》四篇小说，分别写了美人薄命、怀才不遇、婢女逃亡、弃妇孩子，体现了作者悯人悲天的情怀，同时寄托了作者独特的人生和生命的体验。

    林徽因是不满意自己的小说创作的，生前她从未将之结集，在那个以出书博世名的年代，更显出她的文化人格的清高。

    林徽因最终在五十一岁时，因病不治去世。“人艳如花”战胜不了死神，张奚若、金岳霖、周培源、钱伟长组成治丧委员会，在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追悼会。林徽因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林徽因的两位挚友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为她写了一副充满诗情的挽联：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墓碑上刻着“建筑师林徽因之墓”。“人艳如花”的斯人已去，她的诗文还在传读。

    中国哲学界第一人——金岳霖及与林徽因的爱恋

    1935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说，在中国近五十年思想方法上，金岳霖先生是“真正能融合各种方法系统，另立一新的方法系统”的唯一学者了。张申府评价更高，说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界第一人。这不禁让人想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问世，被誉为引起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界震惊的划时代的哲学著作，胡适也成为中国哲学界划时代的人。胡适也曾自矜：“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整理国故与“打鬼”》）

    谁是中国哲学界第一或骊珠双得，都成佛作祖，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自乾嘉学者取得可观的成绩，整个中国哲学界显然是严重缺乏方法论的武器，主观上更没有“哲学方法”的观点。正如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所说：“近代中国哲学中缺乏的方法论，似可以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今天已经发展了的哲学的和科学的方法来填补。”如今，有了胡适和金岳霖，有了中国自己的哲学体系了，这是该肯定的。

    胡适前面已经介绍过。此处说说风度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的京城名宿金岳霖。

    1984年7月，正是酷暑时节，金岳霖先生患急性肠胃炎和肺炎，住进了首都医院。正好社科院文研所的张韧到《当代》找笔者谈一篇评论，之后他说要去医院看金岳霖先生，笔者便与他同往。

    笔者第一次见金先生，是恢复高考后，笔者参加了在北京大学的阅卷工作。袁行霈教授任组长，笔者任副组长。阅卷工作一结束，就与两位参加阅卷的北大毕业的朋友，一起去看他们的老师金岳霖。他们是1954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阅卷休息时，讲了不少金岳霖的逸闻趣事。见到金先生时，他正与几位朋友兴奋地谈“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见到他的弟子，招呼坐下继续他的话题。金先生已八十四岁高龄，头戴一帽，微仰着头，脸色苍黄，但精神甚好，谈兴正旺，好像说1976年那场唐山大地震。他说大地一发抖，他并没有冲出屋去，因为他已近八十岁高龄，没有那么敏捷了。后来，他在院里搭了个塑料棚住了进去。有人问他为什么一次要捐给灾区三千元，那可是工人近十年的薪水呀，金先生把头再向上仰了仰，说：“没有吧？我捐过吗？”……

    这情景与金岳霖高徒汪曾祺后来写的回忆，毫无二致：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我与张韧在首都医院一间病房，见到金先生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望着窗上炽热的夕阳，很安静。张韧与他都在社科院，彼此较熟。我就在一旁听他们谈老北大的事。临告别，金先生说，怠慢了年轻人，连杯咖啡都没有。我那时四十岁出头，与他告别时，他那张在深色的小睡帽下面的脸是苍黄的，有些水肿的，但笑容很温暖。

    大约是这年秋天，张韧告诉我，金先生在自己的寓所走了，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离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墓地不远。

    金岳霖（1895—1984），祖籍浙江诸暨，生于湖南长沙，字龙荪。

    十六岁时，清华学校招生，金岳霖在长沙报考该校中等科。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考试，一见国文题《“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蒙了。他没学过唐朝裴行俭的文章，无法落笔作文，结果名落孙山。

    同年夏天，得知清华学校高等科招生，不服气的金岳霖千里迢迢地到北京报考。作文题变成《“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议》，他沉思片刻，一挥而就。英文试题对在教会中学读书的他来说，也并不难。数学题极难，幸运的是，考生十有八九不会做。结果，发榜时，他榜上有名。清华中等科不第，高等科金榜题名，不啻“金鲤跳龙门”。这让长沙的亲友好生议论了一番。

    金岳霖虽出身封建官僚家庭，但从小受到教会学校教育，思想开化进步。辛亥革命之后，人们纷纷剪辫子，金岳霖不仅率先将粗粗的辫子剪掉，还仿唐人崔颢的《黄鹤楼》诗，写了一首打油诗：

    辫子已随前朝去，此地空余和尚头。

    辫子一去不复还，此头千载光溜溜。

    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时，受西方文化影响，对逻辑学始终感兴趣，善于逻辑思考。一天，突然对常用古谚“金钱如粪土，朋友如千金”提出怀疑。他对同学说，若把两句话当作前提，那么结论应是“朋友如粪土”，并不能说明友谊比金钱珍贵。因为“金钱”与“千金”可视为同一概念，既然“粪土”与“朋友”分别与之一概念等值，那么依据传递关系，“金钱如粪土”就与“朋友如千金”等值了。同学莫不为其推理而叹服。

    1914年，金岳霖以优异成绩获官费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先学商业科，后改学政治学。1920年获博士学位。是年9月，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谋得教授中文一职。1921年年底，再赴英伦留学，进伦敦大学经济系学习。次年到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在中国大学任教授，讲英文和英国史。同年秋，到清华学校教逻辑学。后又奉命创办哲学系，他任系主任兼教授，主讲西方哲学和逻辑学。1928年，清华学校升为清华大学，金岳霖仍任系主任和教授，后又任文学院院长。以过人才学和社会影响，金岳霖在清华园有很高声誉。人们把文学院院长金岳霖（字龙荪）、理学院院长叶启孙、法学院院长陈岱孙三人尊称为“清华三孙”。三人分别在哲学、物理学、经济学领域，皆是响当当的领军人物。有趣的是，三人均为清华校长梅贻琦倚重的顶梁柱之外，又都是终身独身。

    其实，金岳霖刚到清华任教时，并非独身。他曾与一位美国姑娘泰勒，在北京城里租房同居。后人说金岳霖一生独身，是不准确的。

    1931年，金岳霖再到美国休假一年，入哈佛大学进修逻辑学。1932年回国。

    1935年4月，中国哲学会成立，金岳霖当选常务委员兼会计，又任《哲学评论》编委。抗战爆发，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清华、北大共组临时大学，他任哲学心理教育系教授。1938年4月，大学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他在该校文学院哲学心理学系任教授兼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1944年，金岳霖当选为第四届中国哲学会常务理事。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组院士。

    1949年后，金岳霖继续担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52年改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1955年8月，他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务委员，9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次年，当选为国家一级研究员。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金岳霖任哲学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室主任。1979年8月，他又当选中国逻辑学会首届理事长，1983年被推选为名誉会长。

    1984年10月20日，金岳霖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九岁。作品有《论道》《知识论》《逻辑》《形式逻辑简明读本》（合著）和《形式逻辑》（主编）等。

    生活中充满悖论。哲学家金岳霖在生活和处世时，常常闹出令人啼笑皆非、不合逻辑的笑话。

    比如仪表穿着。金岳霖仪表堂堂，有时西装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地道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衣、球鞋，在网球场潇洒挥拍，像个美国佬；有时在西服外面套一件中国长袍，头戴一顶油渍麻花的老毡帽。这种反差，就是悖论。倘从他的朋友和学生的笔下看看他的装束和尊容，哲学在这里变得苍白，逻辑学更是自相矛盾。

    偏偏反哲学、反逻辑的现象，竟又如此和谐地统一在金岳霖身上，怪也不怪？

    20世纪30年代，徐志摩在北平见到金岳霖和泰勒时，心中很好笑，他在写信给梁实秋时，是这样描写大名鼎鼎的哲学教授和他的女友的“妙相”的：

    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即泰勒，也有译成泰丽莲的——引者）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脸——引者）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黄花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的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20世纪50年代的金岳霖，在画家黄永玉的笔下，大哲学家成了个地道的北京贫民：

    他一点也不像在世纪初留学英国的洋学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厂的会计老伙计。长长的棉袍，扎了腿的棉裤，尤其怪异的是头上戴的罗宋帽（呢制，可折成帽，亦可拉下罩住脸——引者）加了个自制的马粪纸帽檐，里头还贴着红纸，用一根粗麻绳绕在脑后捆起来。

    徐志摩认为，这“一定是哲学害了他，柏拉图、葛林、罗素，都有份儿”。徐志摩的调侃虽然语言刻薄，但对金岳霖却极为尊重推崇：“他是我真正的好朋友。据我所知，他在中国知识界不在任何人之下。”

    金岳霖和泰勒同居时，一天，打电话给赵元任夫妇。赵元任，语言学家。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次年重返哈佛大学进修语言学理论，后又去法国研究语言学。1925年再到清华任教，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被称为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金岳霖在电话中说有要事，请赵元任夫妇马上进城到他的寓所。赵元任夫妇还以为出了什么急事，便问金岳霖到底有什么事情，非马上进城不可。金岳霖说犯法的事我不会做。

    赵元任夫妇急匆匆赶到金岳霖寓所。开门的是泰勒，赵夫人杨步伟见她并没有怀孕，觉得奇怪，这时金岳霖迎上来说：“赵太太，你能来，我就放心了。”

    他们被金岳霖拉到院内，指着一只母鸡说：“这只鸡三天没下蛋，请你动手给取出来。”

    赵元任夫妇对视一下，哭笑不得。金岳霖把母鸡捉住，说天天给它吃鱼肝油，肥了，却下不了蛋。杨步伟拿过鸡，往屁股里一掏，鸡蛋就取出来了。金岳霖呆呆地看着这一过程，赞叹不已：“妙手回春啊！”然后拉着赵元任夫妇与泰勒去全聚德吃了一顿烤鸭。金岳霖一本正经地说：“过两天，我给你们送一匾过去。”

    清华大学另一同事吴宓教授追求毛彦文被拒，十分痛苦，便在报纸上发表自己写给毛彦文的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句，弄得满城风雨。

    另一位清华同事，觉得吴宓这样张扬，会败坏同为著名教授的毛彦文的声誉，就请逻辑学教授金岳霖，以严谨的逻辑性说服吴宓，冷静下来，别做损人不利己之事。

    金岳霖听罢，不假思索，兴冲冲表示，完成任务如探囊取物，便直去吴宓处。

    见到心事重重的吴宓，金岳霖说：“我不懂你的诗写得如何。但诗内容是关乎你的爱情的，且涉及毛彦文，这就不宜公开发表。私事是不应在报纸上宣传的。比如我们天天如厕，我们并不为此宣传。”

    吴宓听罢，大为生气，吼道：“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金岳霖一怔，觉得这比喻确实不妥，忙解释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的意思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两人不欢而散。回去的路上，很懂逻辑的金岳霖发现自己刚才的表达缺乏逻辑性，为此，他郁郁寡欢。

    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拉金岳霖给他的学生讲课。到会场前，沈从文才告诉他，讲讲“小说和哲学”。

    走上讲台，金岳霖认真地讲课。下面的学生认真地听了半天，发现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结论，是小说与哲学没有关系。望着金岳霖脸上天真得意的微笑，学生们先是沉默，然后爆发了一阵大笑。有人不甘心让金岳霖耍了一番，就问：“您说小说与哲学没关系，那么《红楼梦》呢？”

    金岳霖怔了怔，说：“《红楼梦》的哲学不是哲学。”

    金岳霖的这句话，让学生们颇不以为然，前面承认《红楼梦》有哲学，接着又说不是哲学。逻辑学大师让逻辑给弄昏了。金岳霖听到此论，诡异又天真地一笑。

    1950年，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艾思奇到清华大学哲学系做报告。报告会由系主任金岳霖主持。艾思奇在逻辑学前辈面前，大讲“要讲辩证法，必须反对形式逻辑”，并说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我们要与形式逻辑做坚决斗争。

    金岳霖一直微笑着，认真听艾思奇的报告。艾思奇讲罢，金岳霖微笑着总结道：

    听说艾思奇同志坚决反对形式逻辑，要与形式逻辑做坚决斗争。听他演讲之前，我本想跟艾思奇同志斗一斗，争一争。听完艾思奇同志的演讲之后，我完全赞同他的讲话，他讲的话句句符合形式逻辑，我就用不着斗，用不着争了，谢谢艾思奇同志！

    金岳霖微笑着说这番话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北京领导人张奚若，听着金岳霖的话，知道他分明在反击当时党内的哲学权威，便在一旁暗暗扯金岳霖的衣襟，让他不要再说下去。但金岳霖并没有接受好朋友的好意，还是微笑着绵里藏针地、机敏地将话说完。在学生快意的笑声中，艾思奇尴尬地笑，张奚若提心吊胆地笑。

    真正哲学家的逻辑学本事，总是用在战斗上。它是合乎逻辑地微笑着将论敌轻松地撂倒在地。这不仅是逻辑力量，更重要的是人格力量。

    1926年，金岳霖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文中说：

    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师从罗素和穆尔，这两位哲学家在当时已誉满全球。罗素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两部书，使金岳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引得他最后步入哲学领域。在欧洲游学期间，金岳霖几乎读遍了西方哲学大师的经典著作。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著作无不涉猎，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习研究。比如，他对休谟的著作读到烂熟于胸，某一页的某句话，或某个重要的概念，他都能清楚记得，甚至倒背如流。在融会贯通其思想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自己的哲学、逻辑体系。归国后，边任教边治学。每周除教学用去三天外，其余时间他大都不会客，不干别的事情，集中精力研究，写作。若此时造访金岳霖，毫无例外地会吃闭门羹。

    金岳霖一生写了三部哲学著作，《逻辑》《论道》和《知识论》。

    《逻辑》出版于1935年，甫一出版，即被中国逻辑学界誉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著作”。金岳霖自己却说：“写得最糟的是《逻辑》。”他认为“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论道》是在西南联大时写就的。那时，金岳霖与朱自清、陈岱孙等教授同住在昆明著名的唐继尧家的花园里，每家分得戏台大包厢之一隅。大家为照顾金岳霖写作，把大包厢最清净的地方腾出来，放置他的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供他安心写作。就在昆明北门街七十一号唐家花园，金岳霖完成了他满意的《论道》。

    金岳霖的《论道》，重点是时流，用他的话表述：“‘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几与数谓之时’。这就使我回到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洪流上去了。”

    金岳霖创作《论道》时，冯友兰也在写他的《新理学》。其间，二人常有沟通交流。后来冯友兰在评价这两部书时说，自己的《新理学》是“旧瓶装新酒”，金岳霖的《论道》是“新瓶装新酒”。冯认为金对他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而自己却很少影响金岳霖。

    《论道》问世，哲学界依旧平静如水，波澜不惊。唯一发出声音却评价不高的是林宰平，这令金岳霖大为失落。他颇为寂寥地对弟子冯契说：“《论道》这本书出版后，如石沉大海，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评论……也没有人骂。”

    毫无反响，对金岳霖有些不公平。金岳霖一生做学问，态度极为严肃、严谨、严格。他有时花费不少心血和工夫写成厚厚的一摞书稿，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之处，会不惜将书稿毁弃，然后重起炉灶，再不如意，再毁弃而不惜。他是绝不拿自己不满意的东西示人的。

    《知识论》是金岳霖“花精力最多”也是最厚的一部哲学著作。全文近七十万字，抗战前已成雏形。尽管在日本飞机轰炸时，不带细软，此书稿却从不离手。但百密一疏，一次到山沟躲轰炸，还是遗失了。痛惜之余，金岳霖又重新开始写作，直到1948年12月，才再次完成全书。两次撰写，《知识论》耗去十年光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次，张岱年问起《知识论》，金岳霖无奈地说，《知识论》“我已经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话间透露出那个年代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凄楚，直到1983年，《知识论》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那时离金岳霖仙逝只剩一年。

    金岳霖以八十八岁米寿高龄，在《知识论》的自序中写道：

    《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

    金岳霖为中国培养了不少哲学人才。很多后来的各界风流人物，对金岳霖的授业，记忆犹新。

    毛泽东的秘书，曾任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的胡乔木作为学生，曾听过金岳霖的哲学课。他后来回忆老师金岳霖时，说他：

    年轻力壮，讲课生动，很有吸引力。他旁征博引，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学生非常爱听。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做学生时听了金岳霖的课，触动很大，他回忆道：

    在某种意义上，是他教会了我对任何事物要好好地想一想，不要相信书上的话，也不要听旁人的话的道理。

    金岳霖对这位弟子是有恩的，乔冠华去日本留学，其可观的路费，是金岳霖所赠。

    著名学者、北大教授季羡林，初听金岳霖的课，成绩一直不好，甚是苦恼。不久，季羡林发现自己高中时学过的哲学课，与金教授所授非一个哲学体系，他从金岳霖的哲学课里，了解了一个全新的哲学，成绩大有提高。

    弟子钱学森，后来成为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核弹之父”。他回忆，金岳霖授业时，备课颇为认真，每上一堂课，都写好详细的讲授提纲。钱学森清楚记得金教授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情景。那时天气渐凉，金教授空手走进教室，坐在讲台的椅子上，然后往呢大衣袖筒里一掏，竟掏出一沓白纸，那是用钢笔密密麻麻写成的讲授提纲。

    1935年，金岳霖接到一个陌生的中学生殷海光的信，信中说他读过金先生由清华大学出版的逻辑学教材后，很感兴趣，并向他请教一些关于逻辑的问题。金岳霖很欣赏这位十六岁中学生的才气，回了信予以鼓励，并邮寄一些有关的书籍给他。

    过了一年，殷海光打算到北平求学，但家境贫寒，无力承担求学费用，就写信向金岳霖求助。金岳霖即刻找到张东荪，请他为殷海光找一份半工半读的工作。不久，张东荪告诉金岳霖，已为殷海光安排妥工作。金便通知殷海光动身来北平。谁知，殷海光到北平后，张东荪并未践诺。金岳霖只好自己担负殷海光的各种费用。金岳霖太忙，每周安排一次与殷海光晤面。先谈学问，然后吃饭。金岳霖热情亲切的态度，让原来很自卑的殷海光，找到了自信和自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疏散搬迁，金岳霖又出资五十银圆，安排殷海光安全返回故乡。

    同事张奚若在西南联大，家境困难。一日早晨，张夫人在椅子上发现了一沓数目不少的钞票，一家人感到很奇怪。张奚若忽然想到，昨天晚上金岳霖来家里串门，一定是他看到自家生活拮据，走时偷偷将钱放到了椅子上。

    20世纪5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空气极其严酷。沈从文处境不好，丁玲等老友都疏远了他，他情绪极为低落，经济上也窘迫。金岳霖并不避嫌，常到沈从文家拜访，使沉闷的沈家充满了生气。金岳霖从不空手，总要带上当时稀缺的食品，让沈从文的两个儿子欢呼雀跃。有时金岳霖从口袋里弄出两个硕大的苹果，让孩子们比哪个更大，然后说一人一个。

    金岳霖一生宽和，乐善好施，总是尽力去帮助朋友、同事和学生。欧阳中石在追忆这位清华园里的好人时，说他：

    举止大度从容迟滞而神采奕奕的气宇，令人望而生敬，自然而然涌起一种“景之仰之”的崇敬之情，然后接近起来，却让人时时处处感到亲切，感到爱抚。

    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是一生的挚友。梁思成曾说：“我自己在工作中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但是，“总是那么理性”的金岳霖，当爱情突然降临的时候，他自己就乱了方寸，糊涂了。他爱上了林徽因。

    1931年，林徽因在北平香山静宜园双清别墅疗养时，由徐志摩引见，金岳霖结识了林徽因。这只是初识，并无深交。是年，金岳霖参加清华大学的“驱吴运动”，与张奚若、张子高等七人，组成起草委员会。11月19日，好友徐志摩由南京乘飞机飞往北平，途经济南，机毁人亡。金岳霖与梁思成、张奚若到济南与从青岛来的赵太侔、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等聚于福缘庵，与徐志摩遗体告别。后来，金岳霖又到美国度假一年。

    金岳霖与林徽因相恋，应是1932年，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同住北总布胡同之后的事情。1932年，梁、金同住北总布胡同三号一个前后两院的四合院里。梁一家住前院，金岳霖独自住在后院。两院相通，前后院又都是单门独户。当时，北平有多个知名的文人名流聚会的文化沙龙，其中就有一个是前院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一个是后院金岳霖的“湖南饭店”。这里常常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甚至南开大学的学者教授们喝下午茶，聊天，晚上一起吃饭雅聚的地方。在这优雅的四合院里，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金岳霖与林徽因朝夕相处，频繁交往，彼此逐渐深入了解，感情自然而然也随之加深。特别是金岳霖与泰勒分手后，一直只身一人。而林徽因自徐志摩遇难后，其感情经历了苦痛，“我的信仰、至诚/和爱的力量”（林徽因诗句），并没有在“过往的中间安睡”，“物存人亡，倍加伤情”。她对徐志摩的爱，如烟如云如雨。但对徐志摩的爱恋，总会“如暮天里不成字的寒雁，飞远更远，化作远山，化作烟”。而今云烟已远。两个感情孤寂的人，一个绅士，一个才女间产生爱恋，这不难理解。

    终于有一天，林徽因很悲痛地对丈夫梁思成说：我苦恼极了，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

    君子梁思成听了妻子的痛苦表达后，以冷静、友善和宽宏，化解了情感风波，成就了三个人终生不渝的友谊：

    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

    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金岳霖与林徽因的恋情，对双方的生活都没有造成悲剧性后果，甚至连波澜都没掀起。这与梁思成的理性、宽厚不无关系。

    我们在审视那些经历沧桑的中国知识分子时，总是着眼于他们是否心系、效力于祖国的命运，这是不错的，但往往忽视了探索他们的人格操守和文化灵魂，那里有维系我们民族万古长青的人文精神。

    “生气勃勃，勇敢结实”——萧乾的小说与报告文学

    萧乾是一位怀有爱国激情又深具使命感和正义感的作家和记者。

    笔者是20世纪70年代末结识萧老的。那时，笔者就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萧乾夫人文洁若是同事。在一次社里召开的座谈会上，文洁若把笔者介绍给她已七十高龄却充满活力的夫婿。白发，圆脸，笑得很灿烂，那双手也厚实而温暖。不久，在老社长严文井的家，再次与萧老相遇。听二位老人谈萧乾刚刚在《当代》发表的青少年时期的回忆《一本褪色的相册——〈萧乾短篇小说选〉代序》。那两张兴奋的面容，至今未忘。

    萧乾是1933年写出第一篇名为“蚕”的小说的。通过《蚕》，与北平名媛、“美艳如花”的女作家林徽因相识，并在沈从文的帮助下，进入北平作家圈。那时，萧乾还在北平辅仁大学读英文系本科。因生活拮据，不得不半工半读。不久又转到燕京大学新闻系就读，成了沈从文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那时，他已与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斯诺相识。

    在那年深秋，他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自己写的《蚕》。当时，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任主编，萧乾就将习作《蚕》寄给沈从文，请他指教。他本想等沈先生指点后，再经修改，重新抄一遍。不料，“就这么登了出来，我自是喜出望外。尽管那是把五千字的东西硬塞进三四千字的空间里——也就是说，排字工人把铅条全抽掉，因而行挨行，字挨字，挤成黑压压一片”（《一代才女林徽因》）。

    1930年，萧乾在辅仁大学读书期间，为了生活，曾帮助一位美国人编辑英文《中国简报》，写过一些有关中国新文学方面的文章。他写过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田汉的《名优之死》，也写过茅盾。因写沈从文访问记，与当时大名鼎鼎的沈从文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

    1932年夏，萧乾因与系主任吵架，一气之下跑到福州，去打工挣学费。萧乾曾在仓前山英华中学（即今福建师范大学附中前身）教国语。榕城留给他许多美好的回忆，二十三岁的他曾与学生们到鼓山露营六天，还游览了马尾、福清、海口等地。《蚕》就是以此为背景写的。1933年，萧乾重返北平，继续求学，并完成《蚕》。

    《蚕》发表的几天后，萧乾接到沈从文的信，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了你那篇《蚕》，请你到她家吃茶。萧乾在1984年为《一代才女林徽因》一书作的序中，写道：

    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她穿的却是一套骑马装，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边吧嗒着烟斗，边点头赞赏。

    这以后，萧乾与林徽因成了好朋友。他们经常到美学家朱光潜家，参加北平的另一文学沙龙“读诗会”。林徽因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言语锋利，对文学常有独到见解，往往与人争论不休。一次，她当着诗人梁宗岱的面，批评其诗作，彼此就争论起来。与林徽因交友及得到沈从文的鼓励，萧乾的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拾。从1933年到1934年，他每月至少写三篇小说。这三篇小说，由自己选或交沈从文选出一篇，其他的就撕掉。这是作家中不多见的。他宁少毋滥的严谨创作态度，深得友人赞赏。一篇小说发表可得稿酬二十大洋，可以解决吃饭住宿诸开销。临近毕业，没时间创作小说，他就写《书评研究》作为毕业论文，正本交学校，副本由郑振铎卖到商务印书馆，“得了两百块钱，那是我第一次拿到那么多钱”。

    1935年，萧乾到天津《大公报》编《小公园》，还兼管杨振声、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两个月后，在杨、沈的举荐下，《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国闻周报》的文艺栏，统统交萧乾主编。1935年12月9日，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翌日，萧乾从天津赶到北平，到医院看望受伤学生，并写目击记揭露这一暴行。次年又奉调上海，同时编津、沪两地《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一年，是萧乾自己视为工作最紧张、最兴奋，也是最热闹的一年。他利用《大公报》创刊十周年纪念活动，除了举办文艺评奖，还请来林徽因编一本《大公报小说选》，巴金、老舍、蹇先艾等人的三十多篇小说入选，广受好评。

    1935年，斯诺在上海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着的中国》时，萧乾被请去协助斯诺编译这本较早将中国现代小说介绍到外国去的书。其中选了一篇杨刚用英文写的革命题材的小说《肉刑》，曾发表在《国闻周报》上。这是杨刚应斯诺之邀创作的。杨刚和萧乾同被斯诺选中，共同编选《活着的中国》。

    杨刚是位才女，1927年免试入北平燕京大学读英文系，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曾被捕入狱。出狱后，又成为北方左联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35年，曾翻译英国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与鲁迅、茅盾等关系密切。1938年，接受中共中央之命，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译成英文。1944年，她又以特别记者身份赴美，担负起中共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工作。

    萧乾从燕京大学毕业前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栗子》《落日》及自传体长篇小说《梦之谷》。他的老师沈从文为《篱下集》作了序，评论其小说曰：“生气勃勃，勇敢结实。”他认为，其小说有“乡下人”的气派，并断定凡接触这些作品的人都会和他有同感，“除了觉得很好，说不出别的意见”（《〈篱下集〉题记》）。

    李健吾也肯定了《篱下集》，他在《咀华集·篱下集》一文中，这样评析萧乾的作品：

    看过《篱下集》，虽说这是他第一部和世人见面的创作，我们会以十足的喜悦，发见他带着一颗艺术自觉心，处处用他的聪明，追求每篇各自的完美。

    叶圣陶把萧乾的小说选入他的《文章例话》，作为擅长“使读者从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上体会得出人物的性格”的范例，而推荐给读者。

    萧乾的生活经历与沈从文、废名不同。沈从文和废名二人都有刻骨铭心的乡村经历，而他于清宣统二年（1910）生于北京一个汉化了的蒙古族平民家庭。父亲与老舍的父亲一样，都是守城门的小卒。父母早逝，靠堂姐抚养长大。十二岁读崇实小学时，即半工半读，送过羊奶，当过学徒，搞过校对，抄过资料，是在北京文化氛围中走出的城市“乡下人”。他以亲历者的童年视角，写出了《篱下》《矮墙》等短篇小说。仅从小说“篱下”“矮墙”之题，已暗示自己寄人篱下的生活，具有世间炎凉的意象与内涵。小说中不断奚落他的“姨夫”，衙门的昏暗世界、工厂主的丑恶嘴脸都出现在天真孩子的眼里，他们与坚忍挣扎的“妈妈”，构成了北平底层的世俗人间。而萧乾熟悉的下层引车卖浆者，也自然会出现在他的小说里。这些北平底层人的自爱、自重、自尊的性格，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与“姨夫”“工厂主”、衙门官人的冷漠、丑陋，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正是萧乾小说包含的“城中两个世界”的结构。正如他自己在《忧郁者的自白》中所说，自传色彩很强的这些小说，都是“忧郁者的自白”。忧郁者的感伤是浓烈的，是健朗的，又是充满生气的。当然，萧乾早期的自传体小说，对贫富对立的愤怒和抨击，火气很大，而“我”未经文学化，作为文学形象很苍白，远不如其他人物鲜活。

    揭露西方宗教及传教士在中国“收买灵魂”的罪恶勾当，是萧乾小说的另一类题材和主题。《蚕》用象征手法表现了“一点点宗教哲学”（《创作四试·〈象征篇〉前言》）。《皈依》里刻画的雅各军官和菊子、妞妞等人物，揭露了“救世军”传教士引诱穷困女孩子“入军”的罪恶。《昙》则以五四运动为背景，塑造了启昌和约翰牧师等人物形象，真实地反映了青年学生的觉醒，也写出了传教士的狰狞本相。

    巴金和斯诺读了这两篇小说后，鼓励萧乾把这个题材写成一部长篇。萧乾接受了这个建议，积极准备材料，积累了一铁匣卡片。不幸因生活颠沛和一场大火，这些材料化为灰烬，这一计划落空。但萧乾的宗教题材小说，拓展了社会生活表现的广度，加强了社会批判的强度。萧乾早年“整个生活在基督教的环境里”，这种经历和具体经验，使他的小说涉足宗教题材，合乎逻辑。但萧乾的“反宗教”姿态，并非涉及宗教本身，通过小孩天真的眼光，展示人间的不平和不幸，是他对贫富对立情绪的延伸罢了。沈从文、废名的小说也有宗教文化的渗浸。废名的小说对禅的参悟可直接转化为对人生的领悟，与萧乾揭露“吃教者”的伪善嘴脸、为“遭侮辱者”鸣不平，完全不一样。

    《栗子》《邮票》等小说，留下了萧乾思想动荡的影子。前者表现了一二·九运动中青年人的思想状态，后者是以东北救亡运动为背景的。在艺术风格上，与沈从文、废名的小说着重内心生活揭示、探求人性的审美情趣，相去甚远。

    萧乾的处女作《蚕》和长篇小说《梦之谷》是写爱情的，是他亲身经历的写照。萧乾在中学因“闹学潮”被校方除名，于是南下福州和广东汕头，在角光中学任教。在那里，萧乾和一位美丽的潮州姑娘发生了爱情。但是，由于当地一个兼舵江电船老板和长途汽车公司大股东的国民党市党部要员，企图霸占这个姑娘，从中作梗，结果萧乾失去了与他相爱的姑娘。《梦之谷》就是以这个亲身经历为基础写成的爱情悲剧。

    萧乾与当时北平、天津一带的年轻作家，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吴伯箫等，形成了平津很有生气的青年作家群体。这个群体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有意识地从古今中外的作品中汲取营养。萧乾自己在《创作四试·〈刻画篇〉前言》中说：“大天才也许着笔即成，我是描《芥子园》出身的。”当然是自谦，但他的“芥子园”里有屠格涅夫、哈代、契诃夫，有鲁迅、胡适、沈从文等。他是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不断汲取乳汁，获得经验，在中国文坛争得一席位的有特色的作家。

    萧乾在特写（即报告文学）的创作方面，也表现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1934年9月，他完成了第一篇报告文学《平绥琐记》。他是借一位在平绥铁路列车上当货运员的朋友提供的方便，连续两年暑假免费搭车，往返于北平与包头之间，然后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思，用文学的笔法写出来。他在燕京大学读的新闻系专业，为他选择一个新的文学领域，提供了重要条件。《平绥琐记》显示了他“承受现状刺激的敏感”和“甄别体验现状的锐力”方面的能力。而从燕京大学毕业，进入《大公报》这一新闻媒体，更为他对国内外进行广泛的“人生采访”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萧乾的报告文学创作，大体可分三个时期。1934年从《平绥琐记》开始，到1939年为其第一个时期。主要创作主题可以概括成“民生疾苦”。他的报告文学以反映百姓生活疾苦，呼吁政府、社会关心民生疾苦为主调。代表作是写于1935年秋至1936年初春的《流民图》。该报告文学是他以记者身份，采访鲁西、苏北灾区见闻的实录。展示了灾民无家可归、啼饥号寒、尸横遍野的悲惨景象。客观上也是对国民党漠视灾民疾苦、救灾无力的控诉。此《流民图》一出，各地读者救济灾区的捐款“显著地在踊跃起来”（《未带地图的旅人》）。

    1938年，萧乾采访岭东地区写下《林炎发入狱》和《岭东的黑暗面》等，采访保安地区又写下了《由香港到保安》。有为被当局与地主势力勾结制造镇压爱国贫苦农民带头人的冤狱鸣不平、伸张正义的；有揭露国民党官吏发国难横财丑行的；有写国民党内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劣迹和征募壮丁黑幕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报告文学中，不同程度地回荡着广大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日的旋律。如《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记述了在华北敌后一支八路军游击队抗击日寇的动人事迹。《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报道了为修筑通向世界唯一大动脉的滇缅路，千万民工做出壮烈牺牲的伟大事迹。

    1939年春秋之交，萧乾登上了法国邮轮“阿拉米斯”号赴英。在英国的七年间，一方面任教于东方学院或到剑桥大学当研究生；一方面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写下了如《矛盾交响乐》《血红的九月》等大量特写，生动地报道了英国抗击纳粹德国侵略的悲壮战争……

    赵令扬在《萧乾作品评析》中，说萧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量报告文学，应是“欧洲发展中重要的见证”。